汉武帝在位时期的烧钱时代和赚钱时代

 2023-01-16 12:59:06  24 浏览  0 评论   赞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最重要的权力,还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好不容易到了建元六年(前135),这个老太太终于死了,汉武帝才算去了头顶一座大山

汉武帝在位时期的烧钱时代和赚钱时代

图67419-1:

这个时候,汉武帝觉得自己很有钱,当然他还很想花钱。

烧钱的时代

汉武帝觉得自己有钱一点也不奇怪。《史记·平准书》里有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至腐烂不能食用。 这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的财政储备。与其把这些钱粮储备败在国库里锈掉烂掉,不如干脆花掉吃掉。要花钱更是顺理成章。一个年纪轻轻、雄心勃勃的皇帝,要有所作为,是必然的。何况有些事,也没法不做。

比如对匈奴开战。汉初的和亲政策,收效其实不大。匈奴并不因为娶了汉朝的公主,收了汉朝大量礼物就放弃对汉朝的攻击劫掠。传统史书往往把这件事归结为匈奴的毫无信义,现代掌握更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则指出,匈奴人其实别无选择,因为游牧经济脆弱到不能自给自足的地步,稍有自然灾害,匈奴不去打劫汉朝就无以为生。总而言之,对大汉王朝而言,要想北边安宁,除了把匈奴彻底击溃别无选择。

比如治河救灾。汉武帝刚对匈奴开战不久,就发生了黄河大改道的可怕事件。巨大的决口,汉武帝派名臣汲黯和郑当时率领10万劳工都没有能够堵上。后来汉武帝又亲临水灾现场,让将军以下的臣子、侍从都背着柴草去塞决口,还作诗留念。有一个亲历此事的小官因此感慨至深,在他的著作里特别写了一篇关于治河的文章。这也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这个决口存在了20多年它就像一只吞金兽的巨口,为了让它闭嘴,20年来朝廷不知道投入了多少钱。

比如汉武帝时代几乎在向所有的方位开拓。

南方有南越、闽越和东瓯,这是当年秦始皇曾纳入版图的地方,现在于汉朝而言却是“外诸侯”也就是附庸国的地位,这当然不能容忍。

西南地区有夜郎国,那里的国王能问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来,虽然属于拎不清,但其国土相当可观,也就可知了;今天的云南昆明一带,战国时代楚国是曾经征服过的,后来就独立建国,据说“肥饶数干里”。所以为了将之纳入版图,即使凿山通道,士兵疲惫,饥饿,患上湿病而死者甚众也是值得的。

东北方向灭了朝鲜。当时的朝鲜国是汉初的一批叛将溃兵建立的,本来是大汉附庸的地位。现在却不但国王本人不来朝觐天子,还又阻止蛮夷投奔汉朝,更诱使汉朝百姓逃亡到朝鲜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征服朝鲜的开支,和征服西南夷差不多,于是“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像被狂风吹过的草地样动荡不已。

向西则有彪炳后世的张骞凿空,打通了西域。但不管这条后来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道路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当时它的作用基本在于政治、军事,汉朝不可能从那里收到多少税,对这一带的控制,却需要不断的财政拨款。

总之,帝国的疆域空前广大,远远超过了千古一帝秦始皇,付出的代价,则天下百姓,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当然汉武帝个人,还有其他烧钱的小爱好。比如他大规模兴建宫殿,后宫里的人数也几何级数的增长;比如他巡游天下,封禅泰山;再比如他还喜好方术,追求长生不死,这件事上,他的大手大脚简直比现在的老年人买保健品还生猛慷慨。

结果事实证明,文景之治攒下来的那点家底,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根本不禁花。站在后世的角度复盘,很容易判断出,正确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好治理黄河和北击匈奴两件大事,其他方面的开拓都大可以缓一缓,那些个人生活方面的骄奢淫逸尤其不该有。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一方面,专制君王的雄心不是任何力量可以羁绊的;另一方面,大汉天下如此之新,充满青春期骚动的,不仅是皇帝个人而是整个时代,太多人把开疆拓土看作是自己的人生机遇。

所以,指望帝国的扩张计划更有理性和步骤并无可能,当务之急,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弄钱,填上巨大的财政缺口。

钱从哪里找?

弄钱的空间,似乎也是比较大的。毕竟汉朝建立已经70多年,尤其是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基本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民间的财富,积累也非常可观。

《史记》《汉书》都说,除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给人足,普通人也能吃上黄粱和肥肉,民间有大量马匹,普通人出门也都骑马,甚至骑小母马的不许参加聚会,因为这会引起大量公马骚动不安。

当然,最赚钱的还是三个行业:铸钱、冶铁、煮盐。这三个领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当时的条件下,又有相当高的技术门槛。能进入就是暴利。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平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不为钱也要打击他们;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第三,诸侯王人数少,也不得人心。打击他们,老百姓不但没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汉武帝时代罗织诸侯王罪名的手法,这里不细表了。最引起经济史家关注的手段是: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汉武帝规定苍璧下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这种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汉武帝规定价值40万钱一张。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诸侯王除了进献苍璧外(价值数千钱),还要再上缴40万钱。这件事虽然不算汉武帝发明了信用货币,但至少提示了发明信用货币的可能。

至于一般富户,应该说汉武帝开始还是并不想下毒手的。汉武帝亲政后的开头十几年,出台的各种经济政策,大体还是想和民众进行利益交换。你给朝廷捐钱捐物资,有罪的朝廷就免你的罪,没罪的朝廷就给你官爵。所以这个时候,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并称有才能的人应该不畏惧到边境战死,有钱人则应该积极出钱保障后勤。汉武帝开始对这个人挺有兴趣,但丞相说这么做违背人性,汉武帝也就同意了。没要卜式的钱,很长时间里也并没有给他什么回应。

就是说,这时候汉武帝第一是低估了财政压力的严重性,认为开支浩大的年头很快就会过去;第二,高估了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说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对皇帝还有没有一点忠爱之心,打匈奴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边境民众过上稳定安全的生活,让你们掏点钱怎么就那么难?

但就是这么难。

打仗要花钱,打了胜仗要奖励有功将士,还是要花钱。应该说,汉武帝确实不想亏待那些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军人。黄河的水灾始终没有解决,饥民70余万,汉武帝也是真心希望民众能够安顿下来。所以经历过明末乱世的王夫之读史至此,忍不住跳出来为他辩护而痛骂司马迁:汉武帝折腾老百姓是很过分,但他救助饥民,也算很到位了。“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不是好得多吗?司马迁的《史记》真是谤书,简直就没有地方不在诽谤。

这个时候,富商大贾很多借机发国难财。他们囤积居奇,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不佐国家之急”。

所以,温和的政策成为往事,汉武帝要动用雷霆手段了。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延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拥有计算机一般大脑的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

桑弘羊主导平准、均输,简单说就是利用国家控制天下道路的物流优势,直接参与经商获取利润。

除了铸钱的权力早已经收归国有,现在是要进一步强化外,煮盐、治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现在,汉武帝把这笔收入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但即使如此,来钱还是太慢。这时候,卜式又捐了一笔救灾款,终于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树立他为正面典型。在汉武帝看来,这可能是对天下富户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主动向朝廷捐款,共克时艰。然而,当时很少人领会到这一点。于是,朝廷筹划已久的杀招,终于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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