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老工商业者系列故事 —— 官荣高
作者：简国斌
图104476-1：官荣高接受采访
官荣高 1936年4月出生于丰城县（现丰城市）。曾担任崇仁县被服厂副厂长、篾器厂副厂长、服装厂副厂长。
在丰城学徒后到崇仁谋生
1950年，年仅14岁的官荣高在老家丰城开始学徒做裁缝。
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有一门手艺的人很被人看重。但学徒工要破茧化蝶，却有着旁人无法了解的辛苦。刚开始学徒，就等于是师傅的勤杂工，挑柴担水料理家务，早起晚睡包揽粗活。学徒期间没有工资，师傅只包粗茶淡饭，正处在长身体年纪的学徒工多是吃不饱睡不够，有的人受不了跑回了家，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因为家里特别穷困迫于生计的“穷伢仔”。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但千百年来拜师学艺的传统并不是一夜能改变，再加物质条件非常有限，学徒工的辛苦程度和解放前没有多少区别。官荣高拜师学艺的状况也是如此，从1950年到1953年，近四年的学徒生活，让他脱胎换骨，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
学徒期满后，17岁的官荣高来到崇仁县，担着缝纫机为人做衣服谋生。
加入合作小组走合作化道路
1954年，也就是官荣高来到崇仁县的第二年，新中国开始对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进行合作化运动。崇仁县的手工业者有的组成合作社，有的组成生产合作小组。
“我进入了县缝纫业生产合作小组，共有十七、八人组成。”官荣高说。
由于手工业者在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小组中大多提高了收入，尝到了甜头，许多手工业者纷纷写申请要求入社，入社时敲锣打鼓，鸣炮相庆。官荣高回忆说：“那时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到1956年，合作化迎来了高潮，合作的行业不断扩大、完善，接着又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实行归口管理。县缝纫业生产合作小组也扩大为合作社。”
当然，在合作化运动中，也有人观望、迟疑、反对，甚至有人在合作小组中贪污公款。官荣高说，他所在的合作小组就出现过负责人贪污现象，他出于义愤向组织进行了举报。这次举报，得到了上级组织的信任，随后他被培养入了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同时也遭到了被举报人的嫉恨。
合作社改工厂走上领导岗位
1958年，大跃进的强劲之风吹遍了全国，也刮到了抚州崇仁县。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提出“集资两亿，兴办工业，支援农业”的号召。据抚州市相关史料记载，抚州从地区到县积极响应，各手工业合作社经过算细账、挖潜力，从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合作建设基金等方面抽调资金，筹建地方国营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在原来合作社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一时间各行各业进行着轰轰烈烈的体制改革，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转为合作工厂，过渡后再转为地方国营工厂。在这一大背景下，崇仁县缝纫业生产合作社改制为地方国营性质的被服厂，职工130余人，官荣高担任了第一副厂长，从此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
在被服厂工作期间，让官荣高记忆犹新的是一次支农活动。1958年的重阳节这天，官荣高和妻子喜结连理。当天下午六点，他接到紧急通知到县里开支农会议，县里的会议一结束，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县手工业局开支农动员会。会议要求各工厂紧急派出人员第二天早上赶到支农点支农。官荣高所在的被服厂支农点离县城十多里路，当时属石庄公社的何家大队竹山村。开完动员会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官荣高此时已顾不上新婚妻子，直接赶到厂里和职工家里进行动员，忙到深夜，组织了一支90多人的支农队。官荣高带领这支支农队于第二天凌晨三点出发，到5点钟天快亮时到达了目的地。在竹山村，他们开展了两天的支农工作。官荣高记得当时的抚州地委机关报《赣东报》还对他们的支农事迹作了报道。
官荣高说，上级的要求就是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那时的工作作风就是过硬。
主动要求下放农村劳动
1960年，官荣高主动要求到农村支援农业建设。这一年，他下放到妻子的老家孙坊公社。之前，被服厂已有四十多人下放农村，这次和他同时下放的还有六、七人。
到农村后，官荣高正好发挥了手艺人的才能。他说，当时农村人做手艺的不多，会做缝纫的就更寥寥无几。他到农村后，挑着缝纫机走村串户为社员做衣服、缝衣服，很是受欢迎。
[图1.jpg|官荣高做缝纫]
下放到农村的三年后，官荣高被分配到公社农具厂。他说：“在农具厂的劳动强度大，有时要挑上百斤的农具走七、八里路，而吃的是公社定粮，靠自己的工资和口粮养活全家，生活很是艰难。”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官荣高在农村的生活尽管过得艰苦、单调，但很充实，他是当地的女婿，又是城里来的干部，还会做裁缝，所以在当地的知名度很高。时任崇仁县委组织部长几次要求官荣高回城，但他都拒绝了。他说：“我下放农村实际上没有做一天农事，自己对农活也不懂，但我有一门手艺，会做裁缝，我不怕。再说，在我下放的这段时间里国家发生了很多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城里很复杂，政治氛围浓。”事实上，在官荣高下放农村期间，避开了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期，除被人写过一张大字报外，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冲击。
重新回城历经工作变动
1973年，官荣高结束下放生活回城，被分配到县篾器厂。他说，到篾器厂后，担任了主管行政和业务的副厂长。
三年后，官荣高被作为整顿县五金厂工作小组成员派到县五金厂，接着正式调任为该厂的政工组长。“县五金厂是国防工办的一个下属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军工厂，原来的厂党委书记彭挂孙是一个南下干部，很有威望，后来他因病离开五金厂，厂子就越来越不景气了。”官荣高说。
1979年，官荣高从县五金厂重新调回到由原先的县国营被服厂改制为大集体的县服装厂。“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颜承荣向县二轻局推荐我当厂长，我没有接受。”官荣高说，“因为当时我有五个小孩，全家七个人吃饭，老婆孩子无业，就我有工作。而当厂长每月工资只有38元，当工人可以领计件工资，一般每月能赚到60元，昼夜加班加点每月还能领到100多元。”官荣高坦陈当时他考虑问题不得不实际一点。
回忆当年七个人吃饭一个人养家的日子，官荣高夫妇感慨万千。“那日子真叫苦啊！我们夫妇都是壮年，孩子都在长身体，除掉老伴接点零星的裁缝生意外，就靠我几十块钱的工资。当年吃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啊、肉票啊等等，我们家饭都吃不饱，半个月都很难吃到一次肉。”官荣高说那段日子挺过来真不容易。
1985年，官荣高重新走上厂领导岗位，担任副厂长。他说，这个时候孩子们都大了，大儿子当了兵，其他儿女都参加了工作，没有了家庭负担，所以服从了组织安排。不过，担任副厂长的官荣高没有脱离一线工作，同工人一样按计件核算工资。他说，手艺是自己吃饭的本钱，自己是厂领导，也是一名靠手艺吃饭的工人，如果参加相关的会议耽误做活，组织上会进行补贴。
在副厂长岗位上，官荣高积极协助厂长搞好生产经营，为厂分忧。他记得在1986年，有一次厂长出差到上海进一批牛仔裤布料，没有带够钱。接到厂长的电话后，官荣高考虑厂里财务一时资金不足，就把自己全家积蓄的3万元垫上汇到上海，解了燃眉之急。
官荣高重新回到服装厂，特别是走向厂领导岗位直到他1996年退休的这十多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历史时期，官荣高始终立足缝纫手艺，与厂共命运。
（作者注：本文成稿于2016年初，保留了采访时的原始时间轴未做修改）
【作者简介：简国斌，曾供职于中国江西网、大江网，分别担任过策划部主任和频道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江西鸿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西故事主创与传播中心总策划】
编辑/农兵
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鸿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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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学了一门吃香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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