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莫言的写作智慧！他的小说之道，如何点亮你的《今日头条》图文创作灵感？

写文章的人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文如泉涌，以下如沁河水一泻千里；可有时文路淤阻，绞尽脑汁也找不出文章的素材，写不出心仪的文章。近日看到莫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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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来源于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论坛会上，莫言自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说小说吧，因为这是最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同样我们在写网络文章的时候，也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打工者可以描述工厂或工地沸腾的生活，老师可以描写校园的场景，医生则描述与医疗相关内容。《今日头条》将垂直内容分为历史、情感、社会、以及专业的等不同门类，我们应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来写文章。莫言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结构的艺术，是故事塑造人物的艺术，我写了大概有100多篇小说，塑造了数百个人物，每个人物几乎都有原型，但时间有限，我只能介绍几个典型的人物。1、首先我要讲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里边有个主要人物黑孩子，小说里没有交代黑孩子的年龄和姓名，描写他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脑袋大，耳朵很薄，小说通篇没有让黑孩子说一句话，本来想安排他说一句话，可是写着写着就身不由己了，他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他的感觉超过常人，他的耳朵可以听到头发落到地上的声音，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他还有超过常人忍受痛苦的能力，他能够将火炉中的铁器握在手中，然后手上的皮肤被烫得“呲呀”冒烟，可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寒冬腊月，别人穿着棉袄，冻得瑟瑟发抖，可是他却穿着单裤，在冬天里安然无恙，人们非常佩服他的能力。小说发表以后，人们说这个黑孩子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实际上我在小时候，在一个工地上给一个铁匠师傅拉过风箱，，我没有那么黑孩子那种超常能力，在我的心里黑孩子就是我们那代人的缩影，我们见证过许多历史，听到过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忍受过别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黑孩子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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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高粱》张艺谋导演制作成90分钟的电影，我的家乡山东电视台，又进一步扩展成60集的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比较高，评价嘛，有的人认为很好，可有的人认为很差。这就提示我们在写文章创作艺术作品的时候，如果都说好，那么这个作品很快就会被人忘记，如果都说差，那将无人问津。只有一部分说好往天上棒，一部分人说差往地下踩，才能吸引人的胃口，让读者忍俊不住要看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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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头条》写文章的时候，哪种话题能够引起读者共鸣，能够引起部分读者的赞成和另一部分读者的反对，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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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在70年前，发生战斗的小石桥成为人文景点，张艺谋在拍红高粱电影的时候，专门将小石桥的镜头拍了进去，郑小龙在拍电视连续剧《红高粱》时，也把小石桥拍了进去，如今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看到小石桥，就想到70年前当地人民与日本鬼子英勇战斗的故事，这场战斗是一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土匪打的，而是一个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转换身份的游击队打的。小说中的我奶奶，不管巩俐演的还是周迅演的，既漂亮又风流，而且很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给野男人，在高粱地做那样的事，而我真正的奶奶却是一个标准的被封建制度培养出来的，老实巴交的女人。她姓戴，小说里的也姓戴，这是唯一相似之处。生活中的原型，一个是我就一个堂姑，也就是我大爷的女儿，如花似玉的年纪听说自己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死活不同意，但是大爷是一个懂得孔孟之道的教书人，他认为既然与比人家已经定了婚约，即使是麻风病人，也得给人家成亲，于是就将我堂姑嫁给了那个病人，后来堂姑40多岁就得了重病，不幸去世，我妈妈经常给我说，你堂姑这辈子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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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我堂婶，也就是我大爷儿子的媳妇，那时候他和堂叔刚刚结婚。1947年堂叔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生死不明，而唐婶却和别人生出了两个私生子。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被人们容忍的，许多人当面骂她讽刺她，公公和婆婆也不给好脸色看，但是我的堂婶永远是那样浑身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头发梳的一丝不苟，我真佩服中国女性那容忍侮辱和苦难的能力，因此小说里的原型就是我堂姑和堂婶揉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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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我爷爷，实际上非常胆小，那时候兴跑“警报”，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大家都牵着牛羊躲到高粱地里，我爷爷却说我不怕，他就仍然待在院子里。日本人来了以后，问他八路在哪里？我爷爷瞪了他们一眼说，我不知道八路在哪里?那日本兵就用刺刀在他的头顶来回拉了几下，顿时血流满面，那刺刀深深地在他的头皮上划了一个口。后来跑“警报”非常积极，一听说日本人了总是第一个跑出去，然后最后一个回来。而小说中的我爷爷却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土匪，也是一个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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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中小说还有许多原型人物，一开始小说中用的都是生活中的原名，小说杀青以后，想将名字改过来，可后来发现小说完成以后那名字怎么也改不过来，一旦改过名字好像小说的情节也被改变了一样。小说发表以后编成电视剧，都是真实的姓名出现在电影和电视剧中，这样就引起生活中困扰，当真实的名字出现在电视电视剧中，那些人都找到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把我写死呢，我这不好好的吗？父亲就让他们抽烟.喝酒给他们赔礼道歉，并且说写小说是虚构的，中国重名重姓的人多得很，但父亲暗地里给我说，以后你写小说不要把真名写在里边，以免给家里惹麻烦。后来在写红高粱的时候，有一个曹梦九的的确是当时的县长，为了避免麻烦就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豪三，以免曹梦九的后人来找我说事，但是高密人一看情节都知道说得是曹梦九。因此在写小说的时候，人物的名字也很有讲究，你可以用生活中的原型，但你最好不要用生活中的原名字，不然会给自己造成麻烦。我想我写得小说，许多只有一个原形的也不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原型，杂七杂八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以前我们谈到文学来自于生活而高出于生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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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乳肥臀》有一个叫鸟儿韩的人物，1943年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可是他偷偷地跑到北海道的山里，与野兽为伴，以野果山泉为生，整整生活了15年。1958年被猎人发现，才被引渡回中国，这个人当时轰动全国，生活中的原型就是高密人刘连仁，他也的确像小说那样与鸟儿韩一样的经历。1985年我亲自采访过他，那时候他70多岁身板硬了，挑起两桶水，健步如飞，山里野人生活锻炼了他的体质。在小说中我描述他与野兽狗熊搏斗，与二只狼斗智斗勇，可是日本的翻译家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从史料记载还是实地考察，日本的北海道从来没有狼生活，那么你这两条狼是从哪里来的？我只好回答是从我脑子里发生出来，这就是当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原型重合的时候，还有部分是不完全重合的，避开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地址，小说更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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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死疲劳》，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蓝脸，这个人俩脸上有一大块蓝色的痣，于是人们给他起外号叫蓝脸。1953年中国大地掀起合作化热潮，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但是蓝伶却梗着脑袋，一直不肯入社。1949年解放以后，许多土地分给农户，人们那时候的土地是私有化的，后由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将土地公有化，这是一般人是难以抗拒的社会浪潮，可是蓝脸却硬生生的顶了下来，坚决不加入合作社，也不加入人民公社，一直单干，当时被认为是保守、落后、倒退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后来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土地下放又分给个人，这时候人们发现蓝脸的做法是对的。生活原型还真姓蓝，人们称他烂肉，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课间操的20分钟，经常会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传到耳朵里。这是一个特殊的劳动组合。一个瘦小的女人牵着一头瘸驴，那条驴有一个蹄子没了，用胶木皮包裹着，拉着一个木轮车，那车发出“呲呀呲呀”难听的叫声，后边是一个老头推着车子，那老头好象只是一身骨架，脑后是一个像干豆角的小辫，这是典型的封建残余画面。我们老师怂恿我们用石块和土疙瘩向他们投掷，他们有时候会瞪我们几眼，有时会骂骂咧咧，在我们的哄笑声中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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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檀香刑》里一个刽子手的形象，在我国近现代小说中很少有描写刽子手形象的，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描写到叫一个叫康大叔的，不过那只是个过场人物，没有对他表情和心理进行描写，我这个人物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的一个邻居曾在东北当过警察，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枪毙犯人，他告诉我，一开始枪毙人时心里有那么一些不舒服，后来想到又不是我杀人而是执行命令，心里就变得坦然了，后来发现在他枪杀的几十个人中，其中有一个人误杀了，据说还是个无辜的人，我问他是什么感受?他说我只是执行命令，人又不是我故意杀的，要是追责也要追究下达命令的人。虽然我描写的是清朝的刽子手，但也有现代生活的柔和，是为了表达现实的情感，借古喻今，文学是代表作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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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莫言说不管有多么才华的作家，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不管你写得上天入地，还是惊天地泣鬼神，都要用自己所思所想来写文章。2、这是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我熟悉这里的动物、植物和人情世故，如果你让我写南方的风情故土，我肯定写不好，红高粱是我熟悉的庄稼，我能把它刻画的风情万种，惟妙惟肖，让读者一看，仿佛自己就钻进高粱地里了，可我想写南方的红树林，写着写着，可怎么又写不出感觉，最终又写出红高粱的味道。我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我写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那么熟悉，可是如果你要我写沙漠里的骆驼，我肯定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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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说的因素很多，要锤炼语言，要设计小说的结构，要刻画人物，最重要的要围绕着人物写，在生活中我们接触许多事物，经过许多故事，我们也想把这些东西写到作品里，如果过分强调故事本身，会失去其真实性，让人不相信。要将人写得有血有肉，坏人身上也有闪光点，好人身上也会有缺点，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是丰满的有立体感的。武松打虎，打完之后心里还有些后怕，而西门庆在与武松格斗中，为自己的风流行为，有些后悔，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避免好人雷同化，坏人千篇一律，才能够跨过地域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