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揭秘‘贵’之所在！除了老干妈，这座城还有哪些独特魅力让你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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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居庙堂之高的王阳明仗义执言，得罪了当时的权阉刘瑾，先是被杖四十，后被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龙场驿栈驿丞。这几乎意味着，对方将他往死里整。

当时的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万山丛薄，苗、僚杂居”，换句话说，还是个未开化的地方。《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对此亦有描述：“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这就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在这个地方能交流的，居然是那些中土亡命之徒。

[图2.jpg|【图说：修文县（红点处）今天为贵阳市所辖，境内有省级阳明风景名胜区】]

这对三十多岁但身体一直不好的王阳明来说，绝对是个生死考验。但更让人头大的是，初到龙场，尽管身为驿丞，但因为驿栈破败，王阳明竟无处居住。他只好落脚驿站附近龙岗山一个天然溶洞，又在洞侧搭建了一个草棚。明曹学佺《名胜志》记载，此地旧名东洞，“王守仁辟之，改名阳明洞天。”

然而，正如刚极必折，慧极必伤，当人生真的走到山穷水尽、失无可失之时，也会否极泰来、伤极慧生。谁也没想到，龙场居然成了王阳明在混沌之中突破自我的那根尖刺，以及临门一脚。

在此之前，从小立志做圣人的王阳明，一直在在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中徘徊，不知道选择哪一种。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曾让他病急乱投医，对着竹子“格”了半天，结果除了“劳思致疾”，便毫无头绪。为此，他感叹圣贤难做，转而出入佛老之学。但是在龙场的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他忽然从石床上呼跃而起，“从者皆惊，”但于他而言，此刻却有酣畅淋漓之感，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图3.jpg|【图说：王阳明格竹】]

意思也就是，圣人之道，原本就存在自己的内心，“心即理，”它不仅有，而且还很足，根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从外物去求天理，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正是龙场顿悟，让王阳明开始从外索向内求，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阳明哲学。在龙岗，他写成了《五经臆说》，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异端曲说”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

某种意义上，就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龙场尽管封闭、苦热，但远离嘈杂的政治圈，让他有心境和时间去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可以“日夜端居沉默，以求静一”，更重要的是，磨难能让人从更深的层次来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用存在主义的话说就叫：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实境遇，也就无法看清“在”的本质。

这大概也是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奇特之地，为中国做的另类贡献：

我穷怎么了，不穷能有王阳明嘛？！

很久以来，贵阳和贵州是一对最容易让人搞混的概念。是贵阳隶属于贵州，还是贵州归贵阳，很多人都莫衷一是。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贵阳乃至贵州都是一个存在感偏弱的地方。

不要说比沿海城市，就是比周边的一些省市，像北边的川渝、东边的湖南西边的云南，就连南边的广西，贵州在名气上都欠缺火候。也许在谈及黄果树瀑布，以及红色遵义时，大家才会想起它的存在。

但我们又没法忽视它的存在。它所在的云贵高原，是中国的四大高原之一，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像一颗绿色的大图钉，顽强地扎在那里。

[图4.jpg|【图说：云贵高原】]

由于西起横断山脉、地处板块边界——地中海喜马拉雅消亡边界在其西南方向穿过——在板块运动的挤压下，云贵高原上方群山纵横，起落极大，与此同时，由于主体岩层是可溶性很强的石灰岩，遇高温多雨，便逐渐被流水溶蚀，最后便形成了一堆石林、溶洞、暗河、峰林和天坑等景观，可以说，云贵高原是中国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和广布的地区。

正因为地上地下的切分、区隔，让云贵高原成了一个个版块的集合，拥有了无数处“坝子”。这些坝子其实就是直径在10公里以下的局部盆地，或者说，山间小平原。

由于其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不缺水也不缺粮，所以集中了云贵高原上的大多人口。资料说，云南省约有1100多个坝子，坝子的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贵州的坝子约占耕地的四分之一。其单一面积最大的坝子，是黔南州惠水县的涟江大坝。

贵阳就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坝子上的城市。2018年的某天早上，当我在号称中国乃至全亚洲第一大楼盘花果园醒来之际，推开40多层的楼窗，就看到了面前堆着一座座云雾缭绕，在阳光下颇有些仙境般感觉的高山。

[图5.jpg|【图说：不出市区便见延绵的高山，可算是贵阳一景（王千马摄）】]

事实上，贵阳的得名，也正因为它位于贵山之南（贵山所处何地则一直存在争议）。因为盛产竹，以制作乐器“筑”而闻名，故简称“筑”，也称“金筑”。

不得不说，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让云贵高原自古便存在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又因为“处于青藏高原、川西、川东等地向中南半岛迁入人口的重要节点上，加上其破碎的地理环境利于不同文化的各自发展，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复杂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残星几点哥，《花了两千年，才算消化了云贵高原，为何中国西南地区易攻却难经略》），它们之间很难形成中原地区的中央集权统治。

虽然能各个击破，但管理和统治起来，同样很难。因此，从战国时楚国设立黔中郡，又派大将庄蹻入滇开始，华夏民族对云贵高原的经略，一直持续而又缓慢，到明王朝时中央王朝才能对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进行有效统治。

也正是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此时贵州既是省名，亦是省会名。随着南方广大汉人的大量迁入，汉地十六省加入云南、贵州，变成了汉地十八省。

隆庆二年（1568年），原治所在程番长官司（今贵州惠水县）的程番府移治今贵阳市。次年改贵阳府。自此贵阳之名一直延用至今，历时四百余年。

汉人的迁入，以及贵阳立府，让读书以及追求功名之风，开始在这片“蛮夷”之地劲吹。

1609年，在贵阳的老东门，文昌阁始建。

望文生义，文昌阁主要就是祈求当地文风昌盛，多多考取功名。也许是极其渴望摆脱落后的小尾巴，它们在文昌阁的构造上颇为“取巧”——别的地方是四角形、八角形，它偏偏是九角形，虽然并不对称，但也算是独具一格。况且，“9”在易经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图116391-1：【图说：特别的文昌阁】

只是很少人知道，从贵阳走出了多少状元、多少进士。尽管有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提升了贵阳的风水，但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阳才迎来了自己乃至整个贵州的第一位文状元赵以炯，他的故地在今天的青岩古镇。

倒是武状元相对靠前，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年仅20岁的曹惟成压倒群英，在殿试中被取为武进士第一，官拜副将，供职云南，并远征西藏，为康熙“天下大全，当统于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两人和麻江人夏同和、遵义人杨兆麟一起，被称为清代贵州“三状元一探花”。有时想想，在这样一个外人避之不及，即使来了也只能当“修行”的地方，还能出这些人才，也算是贵州的成功了。

不过，相比较他们，今天的贵阳人，更容易记得的则是：

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

这是贵阳的三个名门望族。不过除了新添寨的高家，其它两家都是从遵义迁入。

先说唐家的顶子，主要是指专攻官场的唐家。从并称“父子巡抚”的唐树义、唐炯均开始，整个清朝，唐家有20多人涉足官场。

日后，唐家在贵阳修了占地五十亩的唐家花园，“以塘布景、楼阁精巧，堰塘有清水一泓，广植荷花，四周楼、台、亭、榭高低贯连，错落有致，皆可登临观荷。”这一宅邸彼时被称为“贵州第一园林”。

只可惜的是，唐家园林在今天不复存在，被贵阳十九中取代。

再说高家的谷子，说的是高家的粮食多。尤其是在乾隆五十一年举人高廷瑶的手中，田产数量一度很惊人。到了清末，单是新添寨的租谷就能收到20万斤。

后来，高家还在时称大坝子的文笔街修了高家花园。

它早于唐家花园，规模也更大。由四进四院的五套院落组成，各院落相通，有近百个大小房间，其间，布局水榭、池塘和花草。其最为著名的建筑为怡怡楼、楼外楼、孔雀亭等。

不过，相对唐高，华家同样并不势弱，尽管他们在官场上没有太大的造诣，但抵不住人家钱多，可以说，华家的财产在贵州称第二，没人称第一。他们的发家，抓住的是商业上的一个机遇——投身盐业。

相比较有水有粮，饿不死人，整个贵州在食盐上，却因为地理的原因，毫无办法，一颗也生产不出来。一向有“吃盐当过年”的说法。所以别的地方有旱灾水灾，贵州还多了一个盐灾。没盐吃的人，面貌黢黑没有一丝笑容，犹如家里有新丧之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贵州人一开始以草木灰来代替盐，后来又改以酸来代替盐，当然还有辣。这就直接导致了贵州人舌尖上的口味选择和饮食文化的传承，偏好酸辣。日后的“老干妈”也大概因此而生。

为了活下去，贵州选择和周边的省市相互交换，这边的山货入川，而川盐则入黔。这也让贵州冒出了很多“背盐老二”，背着山货从綦江北渡到重庆，卖掉后再换成盐巴背回贵州。

[图7.jpg|【图说：自流井，四川盐，陆路水路运入黔……盐老二，半碗米，不等天亮就吼起……】]

在迁至贵阳之前，华家的祖辈就以贩盐为业，并以此发家致富。到了华联辉这一代，他既继承了祖业，又于1875年考中了举人。

次年，正逢晚清重臣丁宝桢（名菜宫保鸡丁的创始人）出任四川总督。身为贵州人，深知贵州不产盐给贵州人带来的痛苦，同时又感于四川盐务产区无定销，销路无定岸，结果造成盐枭横行、奸商垄断，官吏插手其间以饱私囊，而价格更是一日三价，所以痛下决心整顿盐务。时遵义人唐炯被革职滞留成都，素知华联辉经营盐道才干，遂将这位老乡推荐给丁宝桢，两者一见如故。

自此，华联辉抓住机会，不仅把盐务办得很漂亮，每年为国家增收白银200余万两，而且还开启了自己的盐业帝国之路，在川盐外运的过程中，于仁怀、纂江、叙永、涪陵四大口岸中，均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其所建“永隆裕”盐号，“是贵州从明初建省500多年来，规模最大、资金最多、影响也很大的商号。”

关于华联辉，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华茅的创始人。他重点经营的仁岸，也就是茅台口岸。其祖母曾在一次闲谈中无意提及，在太平军进入贵州之前，自己在这里喝到过一种非常好喝的酒，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

为了满足祖母的心愿，他曾经派人去寻找，结果发现战乱之后的茅台镇，酒房倒塌、酒窖填没，酒工要不是死了就是逃的无踪，而作坊也变成了官产。

同治六年（1867年），他干脆自己投资，创办茅台成裕烧房，后改名“成义烧房”，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茅台酒厂的最早雏形。本来他只想把它作为副业，自产自销，结果好酒的美名一传开，众多索酒的人踏破家门。他也就势将酒打入市场。

[图8.jpg|【图说：成裕烧房老照片】]

不得不说，尽管身为商人，但耕读传家、“且读且贾”的华家，依旧表现出了很好的儒商风范。除了笃信忠孝仁义，华联辉还“求有益于世”，自掏腰包刊刻《六事箴言》《菜根谈》《宋臣名言录》《樗蚕谱》等书，赠送亲友乡邻。在他于光绪十一年去世之后，其子华之鸿接替父业，尽管人送“华百万”，但也没有挟财自傲，相反，捐资办《黔报》《贵州公报》，还与唐家以及清前礼部尚书李端棻、任可澄、于德楷等贵州名仕潜心办学，在贵阳府中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的前身），还有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等处。

让人更为敬佩的是，在华之鸿的心目中，始终“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尤其是他想到，贵州封闭，交通不便，外面的新知识要想传播到黔，必将旷日持久。如果对这一局面听之任之，那么贵州的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他又想到，如果要想传播新知识，没有书本不行。所以，“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

也正源于这一考量，他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意在“文以载道，通达心灵”，并配套建设永丰纸厂。除了印刷和造纸机器均来自日本，更让文通青史留名的是，它在成立时间上仅次于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比中华（1912年）、大东（1916年）、世界（1917年）、开明（1926年）几大书局都要早。这也让贵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点笨鸟先飞的意味。

如果能一直坚持下去，贵阳的未来也许会大有可期。但这个世界并不愿意给华之鸿这些有识之士时间。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进入皿煮共和，但军阀混战，让周遭依旧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北洋军阀你来我往，偏处西南的川、桂、滇、黔等省虽然没有被纳入北洋军阀的统治范围，独立发展，但内讧同样严重。

四川有刘文辉和刘湘的叔侄相争，贵州同样有各大派系当仁不让。在地方实权派刘显世做贵州王期间，他大力提拔自己的兴义同乡。等到周西成、毛光翔上台之后，又轮到桐梓籍军人呼风唤雨。但很快，为了一过督军之瘾，毛光翔的小舅子王家烈便用枪杆将姐夫赶下台。同伴犹国才有样学样，也想逼王家烈下台……

[图9.jpg|【图说：最终被蒋介石“清算”的王家烈（1893-1966）】]

战事不断，这时的贵州财政又捉襟见肘。此前，尽管清政府昏庸，但在中央的调配下，靠着外省所谓的“协饷”，也就是类似国家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进而能苟延残喘。但到了军阀混战，各省划界而治，谁也不认识谁，贵州财政很快就陷入了赤字，入不敷出。

有一段时间，滇黔联军曾赖在四川鸠占鹊巢、死活不走。也正因为无法供养黔军，贵州甚至用鸦片来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军队的军饷。这也导致黔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

这样的社会语境，注定着民族资本举步维艰。何况华之鸿“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所以更是惹祸上身，在劫难逃。他的实业屡被打压。其中，文通、远丰先后遭回禄之灾，永隆裕则被迫停歇，使华之鸿“振兴实业，以济民生”的理想破灭，最后竟皈依佛门。

为此，他请来湖南高僧天曦大师，帮忙设计，并开始在现在的电台街，亦即离文昌阁不远的位置，修了占地5300平米的“大觉精舍”。4年后的1924年，“大觉精舍”方才落成，但存世至今。贵阳人称它为“华家大院”。此后，他晨昏念经，隐于市井，并于1934年3月7日病逝家中，终年64岁。

[图10.jpg|【图说：被商业化的大觉精舍（王千马摄）】]

无疑，这是一段让人倍觉幻灭的人生。但正如龙场让王阳明悟道，破败得越彻底，越容易再生。华之鸿没有来得及看到，就在自己去世的这一年年底，离开了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向自己的老家滚滚而来。血染湘江之后，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原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行军路线，改向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贵州腹地和黔北进军，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

正是贵州的群山环绕，以及军阀混战且战力欠奉，给红军在四面围剿的处境下，留出了相应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随着这些中国的新生力量灌注到这片大地，贵州的废墟上，也到处盛开起了美丽的映山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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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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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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