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副业揭秘：驭世有术，经世无道，看他们如何在权谋与财富间游刃有余！

《庆余年》中有一个剧情，范闲到京城后就被卷入到一场权谋政变之中，而起因则是范闲的母亲叶轻眉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归属的问题。收入不菲的商业帝国，那是真金白银，到底是入户部的口袋，还是入皇帝的内库，由这个事情作为引子，又引发出来很多剧情。“内库”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秘籍，朝中人物个个想得，就连皇帝也不例外。范闲跟他任户部侍郎的老子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范闲觉得“内库”的名号不雅，惹来他老子的疑惑：历来如此，何来不雅？古人的“内裤”是叫做“亵衣”，根本不是一个词。不过，这里面倒是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说皇帝富有四海，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他干嘛还要念念不忘地搞副业呢？

[图0.jpg|庆余年：皇帝念念不忘搞副业]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不仅仅是针对平头百姓的，那些称孤道寡的皇帝，同样也有手头紧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历史上还有一个皇帝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板子。这位空前绝后的悲催皇帝是金太宗皇帝完颜吴乞买，他的事迹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五·炎兴下帙第六十五》中被记载了下来。

“赵子砥燕云录曰：金国置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於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於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

当年女真人起事，太穷，就定下了死规矩——国库的钱财只能用之于征战等国之大事，权贵不得私用。后来，女真人灭了辽国和北宋，征战一线的权贵们都靠抢劫发了财，但分给皇帝的那份钱财都进了国库。理论上，整个大金国都是皇帝的，钱财进到国库，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钱一进了国库，皇帝再要拿出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结果，大金皇帝手下的兵将们富得流油，偏偏这个皇帝穷的叮当响。

据说，有一次，皇帝馋酒，就从国库里偷了20匹绢。结果，被时任谙版勃极烈（金国的官员名称）的完颜斜也发现了。完颜斜也他既不劝谏也不偷偷替主子还钱，而是找到暴脾气的完颜宗翰（即粘罕）告密。然后二人便领着一堆大臣兴师问罪，并扯出“祖制”这面大旗，理直气壮的将完颜吴乞买从皇帝宝座上拖下来，活生生的痛打了二十大板。

图119695-1：完颜吴乞买：最打了20大板的皇帝

一般以为，只要不是傀儡皇帝，被权臣架空的那种，他犯错是不可能的，就算真错了也会有数不清“忠心耿耿”的臣子哭着喊着跳出来背锅。即便犯了错，只要一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罪己诏》一下，臣民们也不敢多嘴。可是，金太宗皇帝不仅被迫写检讨，还被打了屁股，而且是被大臣们按住了打，这可真是自古以来头一遭。

这当然跟金国处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留存有原始社会的贵族民主议事制度有关。然而，皇帝缺钱到喝酒都要偷国库的钱，那确实说明这皇帝做的太憋屈了。在被打了板子之后，他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失了大面子，就引进了汉法的礼仪制度，终于感受到了一点做皇帝的威严。不过，他还没有缺少经济思想，面子有了，里子不还是没有吗？皇帝还是穷啊。

跟西方国家的那些“朕即国家”贪婪无比的国王相比，中国的皇帝们还是有规矩和制度的。皇帝要想从国库光明正大的拿钱，那可是要遭受整个官僚体系的质询的。有的皇帝觉得这事太丢人，想想又那么麻烦，就不折腾了。可是皇帝也是人，他也有欲望，而且都是相当费钱的欲望，还有那么三宫六院一大家子人，遇到个把贤臣良将，还要恩裳以示皇恩浩荡，没点私房钱简直寸步难行。总不能不管大事小情，都要过去找户部报销吧？而且，有时候那些有节操的户部主官也不会惯着皇帝。虽然体制上是天下供养一人，可是也不能太过分，上有天地神明，下有黎民百姓，皇帝自己个掂量着办。

《大明王朝1566》嘉靖皇帝下旨抄了严府，得了几百万两银子。嘉靖皇帝想修宫殿，徐阶想补之前的亏空，两个人就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的掰扯半天。徐阶是清楚皇帝想要银子，可是皇帝就不说出来，嫌丢人。徐阶也就坡下驴，作为职业经理人，他要照看这么一大摊子事，处处要花钱，不管是兵部、吏部的缺饷，还是户部的赈济，都要花钱。如果他没钱，摊子没照看好，问起责来，他可是要直接下课的。所以，眼看嘉靖皇帝动怒了，两方这才签字画押，把钱分账了事。

[图2.jpg|嘉靖皇帝跟大臣讨价还价]

嘉靖皇帝小心性儿，想要钱又不明说，到了他的孙子朱翊钧做皇帝的时候，那就明目张胆的多了。万历皇帝的因为贪财好货，花钱不知节制，手头一紧就琢磨挖国库的墙角。在朱翊钧亲政的30多年间，累计从太仆寺和太仓拆借的库银达到了1600余万两。张居正先生费尽心机攒的一点家底，都被万历皇帝给掏干净了。那么，万历皇帝是怎么搞钱的呢？要知道，万历皇帝做的其实挺不顺心的，文官集团势力强大，他连立谁做太子都没有自主权，至于向户部要银子，就还得放下皇帝的尊严跟大臣们讨价还价。“上以宫中赏赉，内库缺乏，命取太仓银二十万两。辅臣持奏，近日京边岁费日增，太仓积贮日少，司计之臣方以匮乏为虑。一时遽取二十万，为数太多，伏望少加裁节，于是拟帖取十万两，上仍添五万两，明日谕户部取进。”（《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万历十四年正月》）什么意思呢？皇帝的内库没钱了，要跟户部借20万银子。大臣以边地军费日增为由表示不宽裕，还价10万。最后干脆二一添作五，以15万成交。

[图3.jpg|万历皇帝也常跟大臣打欠条]

于此可见，即便是皇帝这般富有四海，对天下财富也不是予取予夺，真要到急用了，也是要存留一点“私房钱”的，就像以前农村的自留地一样。这个存放皇帝私房钱的库房或者称作小金库，就叫做“内库”、“内帑”。

中国的皇帝制度源远流长，说起来那是一整套的流程制度、礼仪规范，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四个字足以概括，“化家为国”。在这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些制度，或者是不成文的规定，如井田制农耕生活引申出来的公私两种税收制度，主导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类似皇帝的私房钱之类，只是这些制度的一个缩影。

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要的事情是祭祀。祭祀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再杀牺牲，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族，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此即“化家为国”。在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做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在想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的遗留。因此，在形式上，宰相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皇帝的家务。可是，“化家为国”后，国家政府的事情太多了，他就没有功夫再去管皇帝的家事，怎么办呢？于是就设置了一个“御史中丞”，皇宫里的一切事物都归这个“官”来管。所以，从封建时代政府首脑宰相的来历来看，本来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当然要管好皇宫里的事，皇室也只是政府下面的一部分。

除了宰相之外，三公九卿，照名义来历，原本都是皇帝的家务官。可是到了郡县时代，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不是“私家”了，所以他就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从前私家家庭中的各个部门，也就变成公家政府的各个部门。在周王朝，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天下被这样的贵族家庭所分割，所以，在那时，各诸侯国只有家务，没有政务。后来出了皇帝，天下拥戴一家，于是从家务变成了政务，这个大家庭也就转变成了政府。这些职业官僚集团，还逐渐形成了一套“天下观”，有了“道统”。皇帝的直属部门则就剩下了“六尚官”，其中除了“尚书”算是一个秘书类的内廷官，其他的“五尚”都是伺候皇帝起居的。看起来，皇帝人单势孤，这个大家长不好当啊！所以，皇帝就要通过各种手段，要么架空外朝，要么分化、瓦解外朝，避免出现权臣，把自己给架空了。皇帝要施展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钱了。那么，皇帝的钱从哪儿来呢？九卿里面有两个卿是财务官，分别是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管的政府经济，少府管的则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付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起码，在制度上，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但是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归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收入很少，就归少府管。

[图4.jpg|三公九卿原本都是皇帝私臣]

这种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还算合理，因为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商税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归皇帝，也能够给天下百姓交代的过去。可是自战国以后，盐铁之利逐渐增多，税收逐渐超过了田租，少府的收入，反而超过了大司农。汉武帝的时候，他打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花完了，政府拨不出钱来了，怎么办呢？农民的税收是三十取一，不能随意变更。汉武帝就自己慷慨，把少府的钱拿出来充作军费，这等于是皇帝带头捐款给政府。汉武帝觉得自己觉悟够高了，因此就业命令地方上的有钱人也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反应平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的号召。汉武帝的心理活动估计是这样的：你们这些资本家的钱哪里来的呢？岂不都是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收盐铁之利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的收入都捐给国家，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好把全国的山海池泽都收回来，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就是汉代的盐铁国营制度，给汉朝政府充实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汉武帝的战争又能进行下去了。

如果皇帝们都能像汉武帝这样大权独揽，那历史上也不会有宰相的戏份了。事实上，后来的皇帝中经常会出现有一些慵懦之主，结果被权臣架空，又或者出现了外戚、宦官专权的事，但皇帝制度依然存在，区别只是皇帝的权力有谁来执行而已。后来天下生齿日繁，朝廷的用度也开始多了起来，工商税也因为国营的缘故，开始成为了国家正税。皇帝没了来钱的路子，可是花钱的地方却多了起来。士大夫们还动辄以大义的名义来挤兑皇帝，尤其是明朝时候，百姓的税收不能加，士绅的税金不能收，工商业的税也不能加征，皇帝但凡要动一点这样的心思，都要被那些“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清流给骂个半死。明朝灭亡，实际上是财政首先破产了。明朝的皇帝没有办法，惹不起那些清流，只好给农民加税，毕竟小农嘛，一户人口也就三五口人，欺负一下也就罢了，翻不起来浪来。结果，官逼民反，李自成最终要了大明的命。

[图5.jpg|李自成起义]

不过在李自成之前，明朝皇帝在搞钱这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办法的。可惜，明朝偏偏是一个轻商、贱商的朝代，即使到了明朝隆庆开关之后，明朝的商业税收也还是少的可怜。明朝皇帝搞“私房钱”的办法是占据了大量的土地，由皇帝自己经营。这可真是奇怪了也！天底下的土地不都是皇帝的吗，为什么皇帝还要保留一份“自留地”呢？其实，中国古代在关于土地归属的问题上，一直存在有很多争议。让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最朴素的政治道德，因此历代都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制。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的问题，后来王莽曾经实行过土地国有，重新分配，结果是王莽新政权一代而终，此后中国古代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就一直没有过彻底的解决办法。不过，在税收方面，却一直有所改进。本来政府收实物税，财政紧张了，还又发明了“口算钱”。税收太重，导致人们不愿意生孩子，甚至有弃婴、杀婴的举动，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凋敝了。后来，朝廷里的财政专家逐渐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就开始将各种税收合并。唐代先搞了租庸调制，后来宋代在这个基础上，尝试了“差役法”，到了明代又发明了“一条鞭法”，把丁税都归到田租里，这样，政府对人丁的重视程度就减弱了许多。到清代中叶以后，摊丁入亩，永不增赋，于是便不要丁册了。这样一来，就只有土地与朝廷发生直接关系，人口与朝廷没有直接关系了。因为土地是有定数的，土地造册之后，朝廷派员按数征收。

老百姓自然是明白天下的土地是有定数的，朝廷看着土地，除了那些有特权不纳税的阶层，朝廷是不怕收不到钱了。可是，问题怕就怕在较真，明朝最后的问题，就是不纳税的太多了，占了天底下最好的土地。老百姓养活自己都难，还要支撑着大明朝末年的危局，怎能不崩盘呢？

不过，在那些不纳税的大户们还没有成长为大明朝的社会毒瘤之前，明朝的皇帝就已经是天下最大的地主了，这就是明朝皇帝生财的路数之一——皇庄。明朝的皇帝前期是没有皇庄的，花销多数都是政府报销，当时税收来源较为丰裕，接连几个盛世不是吹着玩的。可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财政制度就开始衰败了，甚至土木堡之变的起因就是因为明朝给不起钱了。而且，土木堡之变还将明朝彻底分成了两个时期：勋贵集团与文官集团当政时期。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皇帝要想从户部挪借出来一些钱，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在明宪宗时，终于出现了皇帝的“农庄”。《明史·食货志一》“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在当时，是通过抄家的方式把那些有罪之人的田地没收作为皇庄，然后用佃农耕种。其实，此时皇庄未曾酿成民害，第一处皇庄开始只有三十五顷，加上侵占民田四十顷总计七十五顷，除了抄家之外就是有一些空的荒地。“皇庄之始，先朝畿内空闲之地，籍之公家，佃民耕种，而收其入。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非以病于民也。”到了武宗时期，皇庄的数量猛涨就是因为抄了大太监刘瑾的家。不过后来，明朝的皇帝们看到皇庄的生意不错，上行下效，皇庄的数量猛增，加之各地藩王、士绅阶层也皇帝的刺激之下，也大肆圈占土地。皇室礼遇宗亲，即使在崇祯财政如此困难的时候，仍然尽力供养宗室。崇祯在祈求大臣们捐款助饷的时候，也没有打算让他的那些有钱的亲戚们帮衬。所以，明朝的那些臣子不愿意掏钱倒也能够理解，朱家的天下，他们自己都不上心何必找我们呢？

[图6.jpg|明朝亡于财政破产]

皇帝们为了搞点“私房钱”，想了很多办法，除了明朝皇帝的皇庄之外，清朝的皇帝还给自己定工资，每个月的薪水收入是朝廷大员的数十倍。除了自己之外，宫里的人也按照品级，按月到户部支取薪俸。皇帝也是一种工作嘛，收点薪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按照皇帝们动辄赏赐的秉性，这点工资根本就架不住花呀，即使有皇庄的收入可以稍做补贴，皇帝们的日子过得也不是紧巴巴的。这时，皇帝又开始动脑筋了。皇帝有权力，也有一些私房钱作为本钱，这是最好不过的生意模式了 。所以，清朝的皇帝们经常是强买强卖，低价收回来人参，然后以百倍的利润卖给各地依靠朝廷法令运转的经济垄断部门。除此之外，皇帝还开设当铺，甚至把本钱委托给中间人，投资做生意，回报可谓丰厚。当然，乾隆帝的招数更加聪明些，因为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让和珅帮他攒下了大笔的“私房钱”。和珅的钱怎么来的呢？大抵有三，一曰抄家罚没，二曰“议罪银”，三曰“报效”（生日礼金）。这是赤裸裸地要求官吏们向天子行贿，而且冠之以“人情世故”的名义。因此，乾隆朝的吏治腐败，直接导致了大清朝的由盛转衰。那些官员们，可不会亏本的生意，送给上面多少，必然要十倍地从老百姓手里捞回来。最终，清朝的皇帝们表面上说着“永不加赋”，可实际上，贪婪的欲望，还是让他们把手伸向了老百姓的饭碗。饥寒的百姓在广西紫金山中求生不得，终于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思想启蒙时代。

[图7.jpg|辛亥革命：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

皇帝对私房钱的重视，最终让皇帝制度败给了“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中国社会，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又迎来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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